1941年夏季，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山西省境内的抗日军队，国民党在山西前线的19万军队，其中1万牺牲，2万降敌，4万被俘，10多万撤走。据伪满洲国的档案中关于“华北战事”记载，1941年9月，在山西省境内坚持抗击日本的军队，除共产党的部队外，只有国民党的非嫡系的杂牌部队、杨虎城将军旧部98军了。当时98军在沁源县一带和日军对峙，不足6000人。沁源县属于太岳山区，靠近汾河河谷平原的平遥县，适于游击战。父亲先在沁源县南关镇驻守，后调防王和镇（父亲与所属部队在王和镇坚守了8个月）。由于部队伤亡过大，国民党当局又不给补充兵员和物资，父亲也只能干着急。他曾让人做了“军部”、“师部”等牌子，挂在外边，以此迷惑日军的侦探。9月下旬，日军2万人向98军驻地沁源县东峪、西峪合围“扫荡”。98军将士浴血奋战，献身报国，减少到2000多人。9月底，98军战斗人员只有1000多人。此时，武士敏军长接受了八路军突围建议，决定突围。在突围前，武军长问我父亲，有没有把握把部队带出去。父亲凭着他三年打游击的经验，说可以抄小路突破包围圈。武军长把仅存的官兵编成两个营，其中一个营就是由父亲带领，自西峪向东南冲去。在即将脱险的时候，为救169师师长郭景唐（字仰汾，陕西武功人）又陷入重围。9月29日下午，98军中将军长武士敏，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在全军覆没时，有些军官被日军俘虏；父亲虽已负伤，但不甘愿做亡国奴，拼命地往山里跑。和他一块跑出来的还有吴平印。据吴平印回忆，夏历8月14日（即10月4日，武军长牺牲后的第五天）晚上，日本鬼子发现了他们。吴平印把受伤的父亲藏在水窟中，拔了些黄蒿盖住，自己却撒腿向西边跑去。日本鬼子去追吴平印，父亲躲过了这一关。吴平印被日本鬼子抓住了。他受尽了折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回到了故乡。那天晚上后半夜，鬼子兵走了。父亲摸着下山，又碰见98军的十多位战士。此时此刻，十多位抗日战场上的患难兄弟，决心穿越山西、河南、陕西交界处的山区，跨过黄河，回到陕西。这是一次经历半年时间的艰难征程，跋山涉水，挨饿受冻，既有日本鬼子追杀，又有小股土匪趁火打劫。一直到1942年夏初，父亲等人回到了陕西故乡的时候，已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了。父亲说过，同行的有位渭南籍战士，腿被打断了，血如泉涌，口里还说“爬也要爬回渭南”。没有一点儿医药，没有任何包扎条件，大家流着泪，万般无奈地看着战友闭上了双眼。沁源战役，父亲终生刻骨铭记。在36年后的1977年，父亲的日记中还写到：“鏖战华北碎心肝，战友诸多赴黄泉。突围射杀倭骑乱，独领血兵百不还。”沁源战役，98军全体官兵惊天地、泣鬼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载入了光辉的一页。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98军全军覆没的43年后的1984年11月29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在长治市太行太岳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武士敏将军遗骨迁葬仪式，并树碑于墓前，还拍摄了电视片《武士敏》。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在《人民日报》撰文，称赞武士敏将军“模范地实践了国共两党的合作”，高度评价了武士敏将军为国捐躯的爱国主义精神。

    父亲常说，他是抗日战争的幸存者。仅我们村里，和他一起开赴抗日前线的20多人中，就有10多位为国捐躯：其中有我二姑父和我祖父的第十二族弟。1939年春天，父亲曾从山西前线给我王伯伯寄回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立志抗战到底的决心，还说他一旦不幸殉国，要王伯伯代他安慰老人并关照家中一切。在他辞世前的1979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到：“1937年9月间抗日时，我在河北灵寿县守城，北有日寇攻城，南有滹沱河，敌人层层包围。那时我认为：亲友不得见，老家在梦中。热血洒国土，白骨散山沟。幸而冲出重围，绝处逢生。”母亲说过，在沁源县平道头，父亲的部队埋伏在一条胡同两边的高处，胡同下边是一条公路。父亲恐怕日本鬼子不上钩，亲自带几个战士前去诱敌深入。鬼子兵果然尾追而来，父亲快马加鞭钻入胡同。日本人在平道头遭到了伏击，却吹嘘“击毙了一个营长”，并且在墙壁上还画有“击毙营长”的宣传画。当时的情况是，鬼子在后边射击，子弹擦父亲头顶而过，帽子被打飞了。母亲还说过，面对装备优良的日军，我军伤亡很大。有时候，一个连只剩下几个人。每次战役结束，父亲总要独自爬上最高的山头，大喊大哭一阵子，借以悼念战友的亡灵，借以排解为祖国山河沦丧的苦闷。

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所属的169师，在师长武士敏的带领下，于7月24日从华阴乘火车，奔赴抗日前线，参加过保定战役，在滹沱河两岸与日军激战。之后，奉命在石家庄、平山、喜峰口、娘子关等地阻击日军西犯。父亲当时任169师251团三营中校营长。169师在正（正定）太（太原）沿路重创日军，配合八路军在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作战。据父亲讲，1937年10月中旬的娘子关战役，十分惨烈。他所在的部队守住了阵地，而友军的一个团丢失了雪花山阵地，致使全线崩溃。最后，友军的那个团的团长、营长都按军法处决了。1938年2月，中国军队计划反攻太原，以朱德、彭德怀为总、副指挥，组成东路军。凡在太行、太岳地区坚持抗战的中国军队，其中也有国民党的169师，统一归东路军指挥。4月，日军调动109师团万余兵力，进攻抗日军队。在东路军的统一部署下，169师坚守子洪口。在一次战斗中，友军35师丢失了阵地，师长公秉藩请求武士敏师长支援。武士敏师长命令父亲率三营插入敌后，夺回阵地。父亲接到命令后，日夜兼程，迅速抵达阵地，与日军激战两夜。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日军，被陕西兵杀得晕头转向，弃尸数十具而逃，退缩到铁路沿线的“乌龟壳”里去了。这次战役，不仅收回了35师丢失的阵地，还拔了敌、伪、顽（亲日降日军队，但不属于伪军）10多个据点，俘虏日军6人。战后召开了庆功大会，35师的公师长带队慰问169师、特别是三营官兵，抚恤阵亡人员。军部剧团还演出了《三回头》、《苏三起解》等秦腔戏助兴，气氛十分热烈。（以上资料摘自离休干部、原98军军部电台少尉报务员廉洁《追忆XXX先生抗日战斗中的二三事》一文）

    1939年7月，日寇109师团和独立第9旅团主力，从平遥县豹凸山侧面，袭击坚持在太岳山区顽强抵抗日军的169师。169师三面临敌，形势十分险恶。武士敏将军迅速调配军队，将重火力转移至日寇必经要道--沁源县天神山山谷的两侧。第二天凌晨，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在全国引起震动。不久，武士敏被晋升为国民党98军中将军长，下辖有169师和42师，在中条山坚持抗战。在天神山战役中，父亲奉命埋伏在平道头公路两侧。等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我军居高临下，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日军胡逃乱窜，大部被歼。父亲还亲手开炮，击毙日军出村司令官。（以上资料系原251团士兵刘承典提供）记得我家曾有一把佩剑，长三尺余，还有一尊小铜佛。父亲说是从出村身上缴获的，师长让他留作纪念。1941年夏季，在98军全军覆没的前夕，他让我16岁的舅父护送即将生我的母亲，绕道离开山西沁源县王和镇时，把宝剑和小铜佛带回陕西。可惜这两件抗日纪念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时丢失。

    原98军战士吴平印，陕西人，是父亲的勤务兵。他说1939年初春，跟随我父亲在中条山打游击。有一次，他们十几个人在张麻镇，迎头走来日本队伍。父亲命令立即分散，隐藏武器，把棉军装翻过来穿上，使得日本人没有发现他们是抗日战士。这次行动，还抓住了两个日本兵。还有一次，他们正在行军中，忽然来了一位妇女，胳臂下还夹着一个包袱，向抗日部队报告消息。她说，日本兵有200人正在集合，马上要进山“扫荡”，并详细指划了日军行军路线。父亲马上部署队伍，埋伏在日军必经的要道两侧的高地上。不到一个小时，大部分鬼子兵被消灭。父亲的部队和日本鬼子进行游击战，经常夜间出击，打得敌人不得安宁。据随军的母亲说，一次父亲患了疟疾，浑身不停地打颤，还拄着个棍子，和战士们一起在晚上去拆铁轨、割电线，并把铁轨和电线交给了八路军。1939年下半年，中条山战役以后，在日占区特别是敌我相间的“空档区”，游散杂牌军股较多，而以阎锡山的各地残部最众。他们各自为政，各设县长，互相火并，不抗日本，专门扰民，有时还打劫抗日部队。一次阎锡山残部800多人，正在乡间抢劫时，被父亲率领的100多人遇见。接火一个多小时，活捉了一个“师长”，阎军残匪800多人全部投降。群众高兴地说，这给抗日和老百姓除了一大害。经过教育和谈判，释放了他们。教育释放的这股残军，以后还参加了抗日。

一位真正关心教育事业的县委书记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不关心教育工作的干部是不成熟的干部。确实我也碰到过个别领导干部，只不过把关心教育挂在口头上，在上级面前，在记者面前，在公众场合，抢几个“镜头”而已。我也遇到过热心教育工作的领导，原陕西省中共靖边县委刘凤鸣书记，就是一位真正关心教育事业的县委书记

    1980年9月初的一个星期三下午，靖边中学全体师生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会场设在教室外边的空地上。在会议即将开始的时候，突然有几位县上的领导步行来到会场。我急忙迎上前去，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向我介绍了新来的县委书记刘凤鸣。刘书记指着一起来到会场的六个人说：

    “在家的县上的领导都来了。我们只是来听一听，调查研究。这不影响你们的开学典礼，按照学校的安排，照常开会。”

    对新调来的刘凤鸣书记，我只是在开大会上见过一次。他突然来到学校，还带来了这么多的领导，一时不知道怎样处理。我请几位领导到主席台上就座，说什么也叫不上去。于是，我对刘书记说：

    “我们今天是开学典礼，要讲话、要颁奖，特别是要宣读本学期的工作计划，会议的时间比较长。领导都很忙，不能耽误太多的时间。但既然来了，就先给大家讲个话，鼓励鼓励；然后我们按照原来的安排，把会开完。领导就不一定等到最后。”我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就是在室外开会，要晒几个小时的太阳。初秋的阳光还是很强烈的。

    刘书记似乎看出了我的全部想法，他说：

    “我正想听一听你们在新的一学年里有什么打算。好吧，拿几个凳子来，我们就坐在后面听报告。”他环视了会场一周，“难得在室外开会，空气多新鲜。”

    于是，我们就按照原先的安排，举行开学典礼。刘书记，还有政府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六人，和广大师生一起唱国歌、热烈鼓掌、听取报告。会议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刘书记他们一直参加到会议结束。我想听一听各位领导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刘书记只说了一句“有困难，找各位领导”，就匆匆地走了。

    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刘凤鸣，带领县上领导参加靖边中学开学典礼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靖边县各机关。我们似乎感觉到了刘书记这一行动的社会效应，有关部门主动上门为学校服务，有的教师说在街上给他打招呼的人也多了。然而，就在这时候，我却“捅了一个大漏子”。

    就在这一学年开始，学校教导处对新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进行了编班考试，发现四十多名学生成绩较差。本来学校对当年的招生就有意见，一是原计划招收高中学生300人，有关招生部门却招了350人，一些老师认为有关部门“开了后门”；二是给安排课程造成了困难。一般来说，每人带两个班的语文课或者数学课算满工作量，但是350人要编7个班，必然有人要跨年级任课，这不利于安排教学。当一发现有这么多的学生学习较差时，教务处及各教研组议论纷纷，有的教师质问我“为什么不顶住”？我也有点激动，立即召开校务会，决定把成绩较差的学生降到初中三年级。这一下可炸了锅。家长不停地找学校领导，学生不上课，甚至成群结队去县委上访，有关招生部门的意见就更大了。此时刘书记打电话叫我，我也在精神上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可是，刘书记并没有批评，只是让我说出这样做的理由。我除过说了上述的两条意见之外，还特别强调每个教学班不能超过50名学生：

    “刘书记，一个教学班不超过50人是有科学道理的。试想过多的人挤在一个教室里，呼出那么多的二氧化碳，吸入的氧气不够，造成大脑疲劳，进而学生神经衰弱，结果形成学生厌学心理与成绩下降的恶性循环，还谈什么提高教学质量。”说到这里，我也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但刘书记还是耐心地听我把话说完才开了口：

    “你讲的理由我都同意。可是这样做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安定，国家出台一项改革措施还考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你们这样做，就不影响教学，就不影响提高质量？我有个建议，你们可以研究一下。第一，向家长和学生多作解释，说明你们的动机还是为了向学生和家长负责任。第二，教育职工和干部做什么事情不要有急躁情绪，不能瞧不起学习差的学生，要满腔热情地关心他们。第三，向学生许诺，只要主观上努力学习，明年不再参加升学考试，直接上高中。至于教育局的工作，我去做。”

    我如释重负，当时向刘书记表态，回校后一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好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刘书记还问我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我说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当务之急是需要好教师。刘书记说，这个他知道，也知道全县好一点教师基本上已经调入了这所重点中学，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另想办法。我回到学校以后，按照刘书记的意见，分层传达、落实，很快平息了事态，基本上做到了家长、学生、教师三满意。

    1981年秋天，陕西省政府决定省级机关对口支援贫困地区，省人事厅支援靖边县。在人事厅征求县上意见的时候，刘凤鸣书记把支援中学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经人事厅和西安市有关部门联系，抽调了李崇贤等十名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到靖边中学任教两年。这些老教师一方面上课，一方面辅导当地教师备课。1982年2月13日，十名支靖教师，在师生夹道欢迎的锣鼓声中来到靖边中学，承担起了支援老区教育事业的光荣任务，一直到1984年7月4日，辅导完高考才离开靖边。在这期间，刘书记曾多次来学校看望支靖教师。这十位教师离开靖边的那天，刘书记还亲自送行。1984年靖边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上了大学是建校以来升学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考。也就在那一阶段，靖边县各乡镇中学的化学和生物教师极缺，刘书记又请求省教育厅支援。省教育厅和省教育学院协商，派省教育学院生物系领导李永欣老师带队，在靖边县教师进修学校举办化学、生物教师培训班，解决了燃眉之急。

    在1981年到1984年期间，靖边中学曾新建教学楼（虽然只有三层，但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修过家属院，都与刘书记的直接支持分不开。特别是关于家属院的征地手续，一个月就办齐了。

    我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深深体会到上级支持的重要性。确实也遇到过个别领导，对基层工作支持不力，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在人事上干扰，在财务伸手，使得做校长的步履维艰。越是在这个时候，我越怀念刘书记，怀念真心支持教育工作的刘凤鸣同志。

奉献者的快乐

    有一位刚刚18岁小姑娘，从卫生学校毕业前夕，在某市医院实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眼下找一个好护士也不容易，医院决定把她留下。医院领导找她谈话，问她对以后的工作有何打算。她除了一般的尽力把工作搞好的内容外，还说她“准备受伤”。她说在实习的时候，被玻璃渣子割伤了手。护士长为他包扎时，语重心长的给她说，干护士这一行的，手被弄破是经常的事儿。她还说，针头、玻璃渣子、手术器械，都可能出现意外。小姑娘拉着护士长的那白皙的手抚摸着，手上确有不少的伤痕。小护士是那样的热爱自己的专业，虽然受伤是必然的。所以她才说：准备受伤。这位刚刚从卫校毕业的小姑娘，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护士。因为她把奉献精神融入了事业之中。从这位小姑娘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乐于奉献的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看到了新的青年一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奋力拼搏的风采。

    奉献精神的真谛就是把社会责任、公众利益摆在第一位。早在建国初期就闻名全国的战士作家高玉宝，之后经常应邀给青少年做“人生价值，成功之路”的报告。有人问高玉宝：你做一场报告多少钱？高玉宝说：“我做报告不收酬金，不收礼品，也不吃请。”50多年来，高玉宝走遍大江南北。据不完全统计，他给学校、部队、工厂、街道、机关单位等做报告3800多场，听众达4100万人次。有一次，从外地做报告回来的高玉宝，听说姐姐病故，准备马上奔丧。恰在这时，有13名青年人从河南濮阳来找他，并邀请他参加在大连举行的夏令营活动。高玉宝小时候母亲过世早，姐姐像母亲那样照料他的生活，此时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可是他又想，青年人是慕名而来，从河南到大连那么远，很不容易，决定留下来和孩子们一起活动。高玉宝去火车站把孩子们接到家里，给他们烧水洗澡煮鸡蛋。在夏令营活动中，高玉宝讲述大连今昔，讲述大连百年荣辱史，使孩子们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在分别前夕，当孩子们知道高玉宝的姐姐病故的消息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奉献精神是以广阔的胸怀为前提的。湖北省武汉市有这样一位老人，他除了自己节衣缩食，捐资5万多元，资助107名山区贫困学生外，还12年如一日跋涉在秦巴山区，行程20多万公里，为失学的孩子们奔走呼号，争取到138个单位、900多人捐资助学，使上千名失学的孩子们重返学堂。这就是被人们誉为“希望老人”的江诗信。江诗信老人是离休干部，当过兵，教过书，担任过小学校长。他也受过委屈，曾被错划为“右派”；由于身体的原因，50岁就离休了。江诗信老人的生活并不宽裕，舍不得为自己多花一分钱。平日里他就穿着自己编成的草鞋，他还算了这样一笔账，说多年来光穿鞋就能节省1000多元，可以供一名苦孩子读5年书。他说过：“我只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唤醒人们的良知，引起社会反响。请伸出您友爱的手，帮助更多的孩子走进学堂，告别愚昧，走向光明。”江诗信老人想的就是他人的困难，想的就是贫苦失学的孩子，想的就是祖国的未来。他的胸怀就是如此的宽广。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仍然需要默默无闻的为社会作奉献的精神。不是吗？在为了科学事业埋头钻研的日子里，在国家利益遭遇严重损害的时刻，在人民的生命财产面临危机、抢险救灾的关头，甚至当大夫拿起手术刀的时候，当老师谆谆教育学生的时候，是首先考虑拿多少钱才做多少事呢，还是首先考虑把事情做好呢？美国社会学家莫利·施瓦茨教授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和学生讨论人生问题。他说：“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要使生活有意义，你就得献身于爱，献身于你周围的群体。”莎士比亚说过：“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我们当成火炬……照亮别人。”一个人赤条条的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又赤条条地离去。财富、金钱、荣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把自己的爱奉献给朋友、亲人、社会，才是弥足珍贵的。然而在生活中，确有些人的世界观被扭曲，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作为生活信条。他们无孔不入地在追求个人私利，他们用灰色的眼光看待那些为社会做奉献的人，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奉献者的广阔胸怀。

华夏儿女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

多少次惊心动魄、惨绝人寰

万众一心，奋力抗争

吼一声踩平了万顷波澜

抹一把泪我们昂首阔步

挥一把汗我们奋勇向前

血与火磨练着炎黄子孙

爱与恨激励着壮志弥坚

五千年文明史续写着新的诗篇

铮铮硬骨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

太阳依然从东方冉冉升起

祖国的明天将更加光辉灿烂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抢救人员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是被垮塌下来的房子压死的。她双膝跪着，整个上身向前匍匐着，双手扶着地，支撑着身体，象古人行跪拜礼，身体被压的变形。

　　在她的身体下面躺着她的孩子，大约有三、四个月大。因为母亲身体的庇护，他毫发未伤。被救出来的时候，他还安静的睡着。包裹小孩的被子里，塞着一部手机，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了的短信。

　　“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一定还是你的女人。”

 在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用绳子将妻子的尸体绑在背部，送她去太平间。在极大悲痛的折磨中，他努力要给予自己的妻子死后些许的尊严。但是在中国地震后的混乱中，这名男子坚持认为妻子不应该遗弃在那些尖利的碎石中。因此，他包含着深情，将她的身体与自已绑在一起——然后用摩托车载着他前往当地的太平间。这是大毁灭后存在的人性的象征。(图片来自环球网)

在曲山小学的废墟中,学生共亮已经逝去，他的父母非常伤心

王共亮的母亲趴到孩子相片上